《肝胆胰外科杂志》
歌德(左)与席勒。两人均为德语文学历史上伟大的诗人、剧作家。
撰文 | 吴勇立
至于两个人之间分歧的实质,歌德作为年长者看得更清楚一些:一直以来席勒在思辨领域里辛苦耕耘、希望从理论上解决的难题,其实都能够在对古典文化的深入沉潜中,在诗歌艺术的创作实践中一一去化解。问题的全部关键只在于:席勒能否突破康德的主客二元论,超越康德一辈子未能摆脱的用知识构造世界、把握世界的沉浸式态度。这个问题实在非同小可,牵涉到精神的品质,以及人对待自然的方式和态度。一旦突围成功,就无异于精神上的涅槃重生,若不能实现此突破,就只能步康德后尘,精神被降低为知性,对自然无感,自然充其量是一堆“死气的质料”——等待人以主人的姿态去征服去奴役。先行一步的歌德站在真理的峰顶,俯瞰着徘徊在半山腰的席勒,耐心地等候他奋力登顶与自己同行。
读者诸君从张玉书先生的导读文章里可以了解到,席勒与歌德的初次会面双方其实都不太愉快,席勒虽然决意要挣脱康德哲学,但思想惯性的力量依然存在,与新生事物的第一次碰撞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排异作用表现得特别强烈,席勒在事后写给亦师亦友的克内贝尔的信中说:
这次的沟通看起来很失败,两人一个坚守自然的王国,一个断然不肯放弃理念的阵地。尽管如此,席勒还是清晰地感觉到,面前这位兄长是一位行走在高处的灵魂,是一个完整而高贵的人;而歌德也并不急于马上解决所有纷争,他已经习惯了被太多人误解,这些年来他的思想日益精进,往昔的好友们因为不理解他纷纷与他渐行渐远,而眼前这位后生明显是个出色的人,在精神上还是达到了与自己对话的高度的,他相信,两人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即便有争吵也无损于我俩结成的共同体,你我其实都不孤独。”
如同精灵与精灵的对谈。
1788年,在与歌德正式会晤之后,席勒马上意识到他生命中取代康德的那颗恒星已经出现。此时的歌德刚从为期一年的意大利之旅返回不久,度过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创作危机,思想上全面拥抱古典,先席勒一步完成了精神的质变。他的内心已经完全向外部世界敞开。成熟后的歌德比起年轻时代显得更为精力充沛,创造力旺盛,能够在繁忙的国务活动和严肃的文学创作以及自然科学研究之间游刃有余地切换,并且每一件事情都完成得很出色,是令所有人称道的“千面艺术家”。尤其令席勒感到耳目一新的是,歌德所理解的自然是一种通透饱满、元气淋漓的生命,就像他在《浮士德》中写下的诗句:
1791年初,即巴士底狱风暴后的第三年,结识歌德的前三年,席勒经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危机。他生了一场大病,几乎性命不保,极有可能他思想深处的危机加重了他的病情——法国大革命理想的幻灭和康德哲学无法解决的分裂问题,使这位年轻诗人对人类幸福的美好幻想和改良世界的计划随之破灭,迫使他重新反思、寻找哲学上能够牢固立足的根基;只有把破碎不堪的哲学基本盘从头改造一遍,才有望在艺术领域收拾旧山河,开创一片新天地。
席勒坚定地相信,恢复和保持人的完整和自由是天经地义之理,人类的共同生活配得上统一的总体性,而康德哲学在这一点显得不究竟,不完满,尤其是古代文化中让人们的生活蓬勃发展的东西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此前的康德像一颗恒星一样为席勒提供光和热,而他本人像一颗行星围绕着康德已经运转了多年,现在这颗恒星的光热枯竭了,他必须挣脱这颗星球的引力,重新寻觅一片适合他的星丛。
今天这个时代有一句流行语恐怕会盛行很久:“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维持现存的友谊是一场异常心累的游戏,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根本指望不上朋友两肋插刀的帮助,不得不单打独斗,面对世界上的各种挑战,孤独一世仿佛是我们很多人的宿命,同气连枝、同声相应的爱人或朋友如镜花水月般不可得,正应了那句古语:“千金易得,知己难求。”
“当你看到冶炼炉上一块通红的铁,你不会想到这块铁在大锤的锻打之前,曾经包含了多少的矿渣。炉火本身还不能把铁块里的杂质自动分离出去,要经过高温的冶炼,矿渣才能经过炽热的铁水和火焰的过筛流淌出去,这时候打铁工人手中的火钳上剩下的才是纯粹的好铁。”